转眼已经2006年了，不知大家记得（知道）1976年的1月8日吗？那是开国总理周恩来逝世的日子。
周总理是我们的人生之师，我们每一位网友都要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如此热爱和怀念周总理？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是没有的。要么去崇拜皇帝，要么去敬重总统，要么去歌颂天皇。一位国家总理，一位于党内副职，上有国家元首和党的主席，但偏偏一位政府总理（党内副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的，绝对没有的事。也就是说，一个党内第二三把手能长期赢得党内外，国内外的崇敬和爱戴，这是世上少有的，这的确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周恩来，太伟大了，您是超伟大的领袖，您是举世景仰的伟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他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集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的去世使中华大地有了亿万人侍立寒风哭英灵的旷古悲恸。当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的一首五言诗《悼念周恩来总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许多人从心底发出以已之“灭”换周之“存”的愿望。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稍后，丙辰清明节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怕高压，不惧邪恶，甚至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哀悼之情，谱写出一幕幕悲壮的史诗剧。
周恩来人格魅力形成的原因
一般认为，理想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赖于自身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周恩来人格的形成，主要也是由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从客观上看，中国是一个有5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理想人格影响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贤人名士。塑造理想完美的人格是历代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出身于人文荟萃之地封建仕宦家庭的周恩来自幼不能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说来有趣，鲁迅(周树人)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1938年10月，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提到过这件事，他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到了周恩来祖父周殿奎(字攀龙)一辈时，他这一家就离开绍兴，迁到江苏淮安。
周恩来出生地淮安，历史上商贾云集，书院林立，人文荟萃，与苏州、杭州、杨州齐名，为京杭运河沿岸四大都市之一。从楚汉相争到明清盛世，淮安出过许多有名的文臣武将。这里是辅佐刘邦开“四百年帝业”的西汉开国元勋韩信的故乡，出过击鼓抗金兵的巾帼女杰梁红玉，御敌抗英捐躯虎门的关天培以及一代文学巨匠吴承恩。城内现有汉韩侯祠、梁红玉祠、关忠节公祠、吴承恩祠等。淮安的人文历史对少年周恩来影响是很深刻的。
周恩来祖父周殿奎早年当过师爷，晚年做过一段时间山阳县(1914年改名为淮安县)的知县。到了周恩来父辈时，家庭经济情况已相当衰败，算是一个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
周恩来生母姓万，人称万十二姑。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婚后生了周恩来和她的两个弟弟。周恩来不满周岁时，为了替病重的叔叔“冲喜”而过继给叔叔为子。不久叔叔病逝，周恩来便跟着嗣母(婶母)陈氏生活。陈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那时陈氏才22岁，因年轻守寡，从不外出，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5岁时送他进私塾读书。嗣母对周恩来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空暇时就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故事。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她。嗣母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妇女贤淑文静的品格对幼年到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外祖父家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外祖父万青选当时任清河县知县，家里藏书很多，周恩来能够大量自由地阅读。外祖父家人口很多，家族间发生了矛盾，常要请周恩来的母亲万十二姑去调解，周恩来常跟着母亲去，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
此外，周恩来幼时，嗣母陈氏还给他请过一位出身贫寒的乳母蒋氏。在这位勤劳、耿直，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哺育教养下，幼年周恩来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时常回忆当年乳母领着他在两个宅院之间那小小的水井旁栽种腊梅、雪松、翠竹的情景。
后来，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9岁的周恩来就肩负起支撑门户、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从而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直到他12岁时应四伯父之召到东北铁岭、沈阳上学才离开故乡。这次离家远行是周恩来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早期(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日后的人格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从周恩来的出身及家庭文化对他的影响不难看出他人格形成的痕迹。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那在传统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人格融入共产党人的品格修养之中，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周恩来逝世后，日本一位叫林慧儿的学者撰文这样评价周恩来的品格形成：“可以说，生在江苏省淮安，长在东北沈阳和河北天津，这也许给周总理幸运地提供了北方人有南方人的性格，南方人有北方人性格这样一种兼而有之的坚韧与灵活的机会，而且有过日本和法国留学的经历……更加关系到周总理的成长。再加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动荡时期以及在成立之后必须着手从事建立国家机构和充实核心部门的工作，结果这些都使周总理的品格更为炉火纯青了。”
世间事物，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周恩来光辉人格的形成，主要有赖于他个人长期不懈地刻苦修养、虚心学习和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从而使得他的人格日臻完美。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他一生刻苦进行党性修养和人格修养的生动写照。
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曾在该校《敬业》第五期发表《我之人格观》，文中认为“人格之造就，端端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早期朴素的人格观，也是他日后人格形成的基础。此后，他又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了《论各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遨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同时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人格修养的准则。
参加革命后，成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把个人的人格修养纳入党员党性修养这个大题目，当作自己终生的必修课。他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过程。他说，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还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他与邓颖超同志经常相互勉励，说要注意搞好思想改造，不然便有落伍的危险。身居高位的周恩来特别重视带头进行党性修养。他说，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而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他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
